在动荡岁月里当警察 - 梅州市作家网

   1970年,张亮生23岁，从广西公安部队退伍回到梅县老家。张亮生成份好，在部队五年表现无懈可击，退伍后顺理成章地被当时正在扩招的梅县保卫组吸收。当时保卫组是梅县的政法系统，下设政工、秘书、政保、案审等五个办公室，职能涵盖现今的公、检、法、司各部门。
   与张亮生一同招进保卫组的还有19人,学历各不相同，初中为多。尽管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但都是政治过硬的好苗子。保卫组编制不够用,便把新吸收来的这20名成员分成四个小组，每组五人，安插到电机厂、钢铁厂、农械厂等企业上班领工资，张亮生被安插到电机厂，每个月能领到30元5角，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公家人”。半年后，张亮生正式转到保卫组，戴上大盖帽穿上新制服，升级为那个时代群众又敬又畏的"社会权威”。当时,乡下小孩要是哭闹不停，家长就会搬出穿制服的“某某”人来吓唬他，比“再哭老虎把你吃掉”之类的还管用,包管哭闹立止，可见穿制服的在一般群众眼里的厉害。
“螳臂”挡“车”
张亮生到保卫组上班不久，全国掀起“一打三反”热潮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内容的群众运动。运动采取大学习、大宣传、大动员、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大清理的方式进行，并不定期组织全县工农群众收听讲用典型经验介绍。
   在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有群众举报“梅县医疗系统存在反革命纠合集团”。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反革命”无疑是一项能让当事人遭遇灭顶之灾的重大罪名。张亮生和同事们格外慎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举报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由于工资低、待遇差，梅县医疗系统的10多名医生自发成立了生活互助小组，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挤出一小部分钱集中起来，以备组员家中有急有难或购置大件物品时所需。这本来是挺好挺正常的一件事，被人别有用心地歪曲为“纠集在一起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并四处告发。
   在那个疯狂、人人自危的年代，保卫组内比较胆小怕事的同事提议,依照以前处理过的类似案件把这些医生戴个“坏、反分子”的帽子结案算了。张亮生尽管对当时的大气候非常困惑，但他还是认为尽自己所能维护社会公正才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所应该做的，便不顾自己人轻言微，提出不能给这些无辜的医生戴臭名昭著的帽子以免牵连更多无辜的家属。
   负责人颇为为难，要怎样处理才能既体现正义良知又不至于使造遥生事者恼羞成怒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张亮生见状进言说把医生们召集起来办班，学习法律、红宝书，劝导医生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外地不时传来有人在“一打三反”中自杀身亡的消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亮生充满政治智慧的建议显得犹为珍贵，不仅使梅县医疗系统的10多位骨干医生逃脱了可能令他们家破人亡的大劫，更使人们在逆境中看到人性、良知和希望，像寒冬里的火星，尽管微弱但还是努力地传递出温暖和爱。
奇案两宗
   梅县保卫组下设8个保卫小组分别驻守松口、松源、白渡、梅西等8个较大的公社，其余较小的21个公社则不设保卫小组单派1名公安特派员。1970年秋，张亮生主动要求到最边远的松源保卫小组工作，开始了他在基层工作20多年的历史。
   松源公社离梅城将近100公里，人口约4 万。3个人、4间房（1间作会议室兼接待室、另3间宿舍兼各人的工作室）、一辆旧自行车、一部手摇电话，就是松源保卫小组的全部家当，外加每月14元办公经费。就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已经让朴实的张亮生意外的欢喜了，他很快就融入到新的工作岗位。
   松源公社是典型的山区，村与村之间只有土路相联，这些土路的等级低到自行车都无法通行。下乡办案大多时候只能步行，经常走上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起早摸黑是常有的事。张亮生说出门三件宝是必备的：手帕（擦汗）、手电（赶夜路照明）、内衣裤（赶不回来只好借住）。那时候没有上下班、节假日的概念。松源有24个自然村全部散落在延绵的群山中，经常东边丢鸡西边少狗，中间缺心眼的又打起了架。保卫小组组长要应付上面各种运动、检查，内勤有自己的一摊子活，张亮生则带着从各单位临时抽用的专案人员下乡跑案件，经常东奔西走疲于奔命。
   １９71年5月，张亮生接手了一宗棘手的盗窃生产队粮食案。松源桥背继述生产队不断有社员反映队里仓库的粮食失盗，离奇的是每次失盗的粮食并不多约摸十几二十斤，这种失盗现象好几年前就开始了，时断时续。社员们也曾经怀疑仓库保管员监守自盗，多次向生产队干部汇报，生产队干部异口同声担保保管员没有问题，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失盗现象一直在继续，难道粮食自己长腿跑了不成？！
   张亮生了解到继述生产队的干部喜欢晚上扎堆开会，而且时常讨论工作到深夜的情况后，不动声色夜里直奔会场。锅里咕咕作响、冒着热气的点心，让措手不及的干部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年月几乎每家每户都吃不饱饭，何来奢侈的点心？！见状张亮生的心里明白了大半。在以后的二个月里张亮生接连三次夜探会场，情形如故。
   生产队的干部们终于扛不住了，对结伙盗窃生产队粮食的行为供认不讳。原来，这些干部假借开会之名打牙祭是实，轮流做庄，由自家的米缸里先垫出米来磨汤圆粉、换米排粉等点心，再伺机从队里的仓库偷出米谷来还帐，互相勾结、互相包庇，使得这假公济私的勾当多年没有被识破。张亮生不仅迅速破了这大快人心的案件，还一追到底责令生产队干部将盗走的粮食悉数归还，一粒不少。
   时间来到１９74年夏天，六月酷暑。当时经济落后，农村单家独院的极少，松源金星村王远和刘青夫妇和大少数村民一样与邻居同住一屋。这晚天气极热，一丝风也没有，房间里闷得像蒸笼，人躺在床上不停地往外冒汗，王远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到屋前的晒谷坪上睡露天觉。刘青忙了一天农活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正睡得迷迷糊糊，老公的去留也没太在意。
   住在王远夫妇隔壁的黄民半夜起来解手，半梦半醒之间摸进了刘青的房间，倒头便睡。天气实在是热，黄民睡不踏实，手便伸向旁边的人儿，不安分地动作起来……
   凌晨落露水了，在晒谷坪睡觉的王远“班师回朝”，依稀晨光中看着妻子娇美的脸庞，王远也不安分起来。夏天的清早最是睡觉的好时候，何况是劳累的刘青，她没好气地推开丈夫，嘴里咕咕哝哝：“有完没完啊？刚才不是才要过吗？”这犹如平地一声雷,王远立时愣住了,……
   70年代男女问题相当敏感，当事人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妻离子散。加上当时法律不完善，办案人员的个人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判决和当事人的命运。冒失的肇事者黄民很快被揪了出来。这个案子黄民不存在主观故意，而且黄民夫妻感情恩爱。王黄两家平常相处也比较融洽。若定强奸罪，将黄民枪毙或送进监狱，留下孤儿寡母一大家人在这饥不果腹的年月可昨办？！话又说回来，王远、刘青夫妇平白蒙受这样的羞辱，要怎样才能尽管还给他们清白、消解他们的心头之恨，也是张亮生在办案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张亮生调查走访了大量当地群众，综合各方面意见反映到上级机关，最后上级机关给黄民定偷奸罪，戴坏分子的帽子，由群众监督改造同时赔偿受害方一定的精神损害费。这样的判决既免除了黄民的牢狱之灾又还给了王远、刘青夫妇公道，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
从大城市遣返的右派
   松源公社一向有祟文重教的传统又是革命老区，解放以后在大城市学习工作的社会贤达很多，与此对应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幸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也很多。叶落归根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这些被政治运动击落的城市精英们还在壮年就被逼实践归根的“梦想”。管理、监督这些从大城市里遣返回来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也属于保卫小组的日常工作范畴。
   横坊村的温小平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骨干，1957年积极响应党大鸣大放的号召，对一些工作作风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提出了批评。温小平能诗能画，他的大字报诗画配合，特别惹人注意，引来许多师生观看、品评。但他怎么也料不到这么一不小心就“堕落”成了“右派”，而且被中大开除学籍，遣返老家。张亮生到松源工作时，温小平已经回乡10多年，不过三十五、六岁的年纪看上去比四十几岁还要憔悴，温的家人已过世，自已孤伶伶地一个人艰难度日。
   张亮生因为工作关系一来二去和温小平慢慢熟悉起来，温小平从来不讲自己被打成右派受过什么委屈，见张亮生好奇，温小平说，我这个人，生来不爱发牢骚，即使划了右派，也从未为此事发过牢骚。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委屈，而是整个民族的委屈，重要的是记取教训，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温小平博大的胸怀让张亮生很是佩服，在那些艰苦的年月，张亮生时不时通过巧妙的方式帮助温小平规避政治上的危机，让他坎坷的生活多一些平静。
   温小平邻村的黄煜是个老革命，打游击出身，解放后自学成材,在《汕头日报》担任编辑工作。1958年，因为大鸣大放成为右派,受到撤消原有职务，劳改10年的处分。在处理大会上，反右头头把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
   黄煜从这天起，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老革命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分子，下放到劳改场劳动改造。黄煜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参加过五类分子集训。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遍了。68年出狱后，黄煜因无处可去便留在劳改场干杂活，70年前后因战备疏散才被遣返回乡。
   接触之下，张亮生发现黄煜也是一个达观的人，面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公和怠慢都能乐观对待，出于同情也出于尊敬，每当对右派等五类分子进行检查、批斗、考评的时候，张亮生都尽力为黄煜们斡旋，尽量保护他们免受更大冲击。
   张亮生不为人知、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他在松源一干就是23 年，无私地传递着人性的温暖和友善，他是公安队伍中普通的一员也是不平凡的一员。
　　(照片由作者提供。文中除张亮生外，其余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