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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米的深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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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梅州作家网 作者：彭汉如 发布时间：200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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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米是由编委办公室的同志带着来发行部上班的。她事先没有想到竟还那么隆重那么煞有介事。所以那天，她记得特别牢固，九月一日。其实她不清楚，这是报社迎来的惯例，可送往就没那么客气了。
新单位是深圳一家报社，虽然是家区委机关报，但对于她来说，已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单位了。在深圳这些年她呆过的单位少说也八九家，但换来换去都是三五个人的律师事务所。
编办那位同志把王小米简明扼要介绍给发行部的牛主任。牛主任叫牛尚树,他自个儿介绍说。王小米拘谨地坐在沙发里，彬彬有礼地笑笑，腮帮闪动着两个招人的酒窝。牛主任让王小米坐在进门左侧第一张办公桌。王小米后面坐着谢木。牛主任把他介绍给王小米的时候，他只勉强地笑了下。牛主任坐在谢木后面。发行部三个人一溜儿坐。右边摆了台电脑，一个资料柜，一副沙发，一部电话串出三个分机，每人台上放一个。这样的办公局格，就形成了一级看管一级的局面。谢木虽然没有什么职务，年龄也跟牛主任相近，但他是发行部的“老字辈”，比牛主任先来发行部两个月。有道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再说：老监（犯）还欺新监呢！不管从哪个角度讲，王小米都活该坐最前面那张办公桌。
王小米后面那两重审视的目光，像两条无形的鞭子随时在鞭策着她；又像两股冷风，让她老觉得脊背发凉。想想看，背后有人盯稍能放松、自在、舒服吗？
报社在二十层高豪华气派的区委党校大楼的十二、十三楼。十二楼是采编大厅。井然有序地坐满了几十位编辑、记者。采编大厅是敞开式的，一个方格坐一个人，三面用齐肩高的纤维板隔着，里面一张转椅，一张办公台，台面上一部电脑。这种敞开式的办公在深圳很流行。除节约场地外，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监督。领导站在高处放眼一望，一览众山小。哈哈！谁勤谁懒还用得着费口舌狡辩吗？！
发行部在十三楼，王小米上洗手间路过走廊常常会顺眼往脚下的采编大厅望一望。有时恰巧相识的编辑、记者抬头往上望上来，目光相碰，双方或相应而笑或作个鬼脸，毕竟还是三十岁年段的人嘛。
报社刚从天南地北招来这批大学本科新闻专业毕业、有三至五年工作经验的编辑记者，既实用又经济，价廉物美。被人们捧为天堂的深圳有这方面吸引人才的优势，像皇帝挑妃子一样。这批刚招聘来、意气风发、紧张工作着的编辑记者常常让王小米看得发愣，发愣的王小米上洗手间从走廊走过的时候脚步就有些缓慢，目光有些呆滞，心情有些恍惚：自己刚来深圳的时候跟他们何其啊
王小米上的时候是没有多少功夫好发愣的，除了上洗手间。牛主任安排她打字，接电话，整理材料，除此之外还要随时听从他的调配。报社正紧张筹备着把周报扩成周三报，突然面临着大量的工作，像汹涌澎湃的潮水一齐涌了过来，整个报社忙得喘不过气。牛主任成天像热锅上的蚂蚁，急躁着，忙碌着。他留给王小米的印象是除了长得牛高马大，就是两只常常红得像兔眼似的眼睛，布满血丝。这也许是他工作过度导致睡眠不足引起的。
牛主任不但不轻饶自己，也不轻饶别人。上班一踏进办公室，不到十分钟，倘若发现谁还闲着，他就受不了了。一受不了，就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教训人。一教训起人来就没完没了，弄得人家精神快崩溃。当然他不敢教训谢木，最多是训王小米的时候顺带喻讽、影射、暗示一下谢木。所以，他其实只教训王小米一个。因为谢木是“老监”。王小米尽量不能让牛主任看了闲着。电话一响，她抢着接，虽然电话几乎都是找牛主任的。接完电话就一会儿整理资料，一会儿在办公桌上写写划划，一会儿坐到电脑台打字。有一次，牛主任和谢木下单位谈报纸发行的事情。王小米看着他们走出办公室的背影，吁了口长长的闷气，像囚犯获释似的从抽屉里掏出一本《读者》来翻阅。牛主任忘了带工作证一会儿竟突然折了回来，冲着正看得出神的王小米大声吼叫：王——小——米，上班不许看闲书！多动动脑筋想想怎么开展工作！王小米被吼得眼眶红红的差点流出泪来。牛主任吼完后就不满地出去。
王小米抿紧嘴唇，强忍住了泪水，举目无亲的深圳让她学会了有泪只往肚里流。其实，王小米是那种最适合被怜香惜玉的姑娘，修长苗条的身段，浅浅的酒窝，清甜的嗓音。只是牛主任在高压的工作压力和清苦的生活境况下，没有闲情雅兴怜香惜玉。牛主任快奔四十岁的人，至今没有安稳的工作，像浮萍一样漂着。来报社前，他受聘粤东一家高级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他不欢喜那个鬼地方，经济不发达倒在其次，还很排外，开口闭口叫他“北佬”，虽然不是当着他的面，但常常让他能若隐若现听见。
王小米到底还是哭了，下午下班回到出租屋后，没有吃饭没有洗澡倒头趴在床上就嘤嘤地哭。
王小米边哭边不断地责问自己：受够了，在深圳这些年真是受够了！这是何苦呢，远离父母离乡背井来深圳这到底是何苦呢？五年来，王小米一次次这样拷问自己，又一次次流着泪水说服自己坚持了下来。这次被牛主任怒吼，是王小米来报社上班的第六天。王小米还来不及适应报社新鲜的工作环境，来不及品味新人之间的陌生、拘谨，就被牛主任粗暴地吼叫。王小米当下就惊愕得不知所措，她想象不到境况会是这样的，太突兀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王小米中南政法大学毕业后背起行囊毅然决然选择南下深圳。她是毕业分配前一个月来深圳的，这是她第一次来深圳。一入深圳关口，王小米就有些飘飘然了，放眼处处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她在心里嬉笑，带着讥讽的味道：与深圳相比，内地那些楼房也配称为摩天大厦吗？路过深南大道，王小米透过车窗眺望，瞠目结舌，不能自已：难怪不少新闻媒体把深南大道比喻为“天下第一路”！就在那一刻，王小米就立下狠誓：生要当深圳人，死也要做深圳鬼！
王小米学法律的，她在深圳觅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家律师事务所，在市中心罗湖区。她的户籍、档案一并进了深圳市人才交流中心。她在罗湖区的“城中村”租农民房住，与人合租一间。尽管她清楚这些农民房随时可能被拆建改造。房屋低矮，小窗小户，不足十平方，摆两张简易单人床、两个布厨，人就得规规矩矩不能乱动了。屋门口是条长长的小巷，巷口倒豁然开朗，连着一条气派宽敞的大街，能分明感受到深圳现代气息从巷口源源不断地拥进来。小巷内偶尔会进来张头探脑一脸新奇的洋人，金发蓝眼的白人，黑不溜秋的黑人。因为小巷里温情脉脉，藏着灯光暧昧的发廊、洗足房、桑拿房。
王小米下班回来，欢喜倚门张望。视线里全是堂皇霸气的高楼大厦，近些的清晰，远些的朦胧。国贸、帝王比肩争高直插云霄。这样望呀望，王小米就会忘记眼下的愁苦，她喜欢这样望呀望，因为这样望呀望，心里会渐渐地升腾起一股誓当深圳人的豪情。这样望呀望，就好像给气球吹气吹呀吹一样，如果不吹，王小米就会像气球一样瘪下去的。就担怕会被眼下的愁苦击败失去在深圳混下去的信心。
王小米供职的那家律师事务所只有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门店，加上王小米才三个人。一个所长，一个副所长，都是不花钱自尊自重自封的。只有王小米一个兵。所里业务一直开展不起来，给她的月薪只有千把元。王小米只干了三四个月就坐卧不安地吃睡不宁了。有一个月月底，离下个月领工资还有几天，王小米身上只剩三十五块钱。要命的是，她竟突然感冒发烧，她想节省钱买几粒药片服下去，但不见好转。她不敢去医院打吊针。听说深圳进一次医院，即使是感冒小病，少说要花上百元。王小米只得蔫蔫地躺在床上挺着，像条半死半活的鱼。
社会上盛传着这么种说法：不到北京不知官小，不到海南不知身体不好，不到深圳不知钱少。钱多的深圳让钱少的人吃尽了苦头。月薪千把元的王小米日子过得很紧。每个月工资除去房租、水电费、交通费、购买必须生活用品，所剩无几。她常常压缩伙食，吃盒饭只吃三块钱一盒的青菜炒肉丝。
王小米没有手机，她买不起也用不起手机。办公室的电话只能打市区。王小米实在经不起想家的煎熬，才买张200电话卡到公共电话厅打。王小米选择通话费最便宜的晚间时段。晚上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晚上她什么都不扰心就扰心手头没钱。她夜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没钱打发，常常独守空房百无聊籁。她感到既好气又好笑的是，竟有那么多人在晚上那个时段打电话，她常常好不容易拨完200卡那串长长的号码后被告知占线。她倒不烦躁，站在电话亭一遍一遍地打，像玩游戏征服欲被撩弄起来的小孩。她在电话向父母一再强调：白天工作忙。她不能让父母担心她在深圳混得那么窝囊。她的父母是中学教师，就她一个女儿。王小米大学毕业坐火车来深圳前一刻，父母还苦苦劝说她别走。那恋恋不舍的一幕，王小米一回想起来鼻子就酸酸的。她的父母都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她曾不止一次这样宽慰父母，等她在深圳过好了，就把他们一并接过来安享晚年，诱得父母破涕为笑。
在罗湖那间律师事务所，王小米苦捱了半年，月薪还是没有涨高。那年春节，王小米没有回家过春节，她没有积攒够车旅费。第一次不在家过春节，她想念父母想得厉害。除夕夜，她哪里也没有去，呆在出租屋，连年夜饭也没有准备，孤零零望着窗外，默默地流泪。窗外是一派繁华、喜庆的景象。王小米实在受不了低工资、低待遇的折磨。春节一过她炒了那家律师事务所的鱿鱼。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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